憑直覺成年夜學問：梁漱溟的治學取向和方式
作者：羅志田
來源：《讀書雜志》2018年第5期
時間：西舞蹈教室歷 2018年04月30日
《讀書雜志》編者按
本文關注梁漱溟師長教師的治學方式，在反復回味梁漱溟作品的基礎上，作者總結其治學方式的特點為“以‘問題’為中間”，重視“虛風”，即著意軌制、次序、知識之外的心思、情味和精力氣息，無形之外的無形，變態之外的常態。這種治學取向與他的治學實踐結合，正反應一代學問大師的性格興趣，對后輩治學或能有所啟發。
私密空間“五四”前后因一瑜伽場地本書而“暴得年夜名”的有兩人，前為胡適的《中國哲學史年夜綱》，后即梁漱溟的《東西文明及其哲學》。林同濟以前者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“新時代”的代表，這新學術典范的特點是：學者們以“一種逼近機械式的實驗派方式，先標出種種個別的、零碎的，以致曖昧的‘問題’，而到處搜羅其所謂有關的‘事實’或‘資料’，然后再就一年夜堆的亂雜事實與資料而類別之，剖析之，考據之，診斷之”。而后者則是“五四”后二十年間中國“一二部杰出的破例著作”，構成了對上述新學術典范的挑戰。
《東西文明及其哲學》書影、梁漱溟題記說明（來源：sznews.com）
其實梁漱溟治學同樣以“問題”為中間。他特別強調，真正的研討者并“不輕言問題的解決法，而深入專心于問題的認識”。所以，“不感覺問題是麻痹，然為問題所安慰輒耐不住，亦不可。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，而游心于遠，從容以察事理”。梁漱溟很留意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，對他而言，真正稱得上“研討”的，起首要“識得問題不是簡單的，不是偶爾的，而是復雜相關的，有所從來的”。所以，“看任何事，不要只看中間點，須看周共享會議室圍教學場地圍，看佈景、看環境；不克不及只看近處，還須看遠處；不克不及只看淺處，還須看深處；不克不及只看一時，還須得看過往所以這般的成因與由來”。故研討問題必須“要有一個尋求不放松的態度。不尋求則很不難只看見一些廣泛的資料，而不克不及掌握其要點”。只要尋求不已，“輾轉深刻而探到問題的最基礎”才幹“掌握問題地點”。且“宇宙間最要緊的是那些關系，而不是逐一具體事物”，人類社會尤其這般。若“不從抽象關系留意，而徒為一二具體東西牽住本身視線”，也“抓不到問題”。則研討問題又必須“能將與本問題有關系之各方面都照顧獲得”，不要“留意這個，就忘往了那個”；要能“輾轉牽引，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年夜”；一方面“不怕問題牽聯廣年夜”，同時不忘“始終還是一個球”。倡導從高低擺佈看問題的會議室出租不少，但堅持問題“始終還是一個”的則未幾。其實一與多的關系是辯證的，往往是“一通百通；一處欠亨，就是全欠亨”，故要從最基礎處進行整體探討。
梁漱溟
林同濟師長教師在這個問題上能夠略有誤解。不過他看到了基礎的時代特征，即梁漱溟的學問確與當時新興的學術典范不盡吻合。部門或也是以，梁書出書后不少人提出了批評，特別認為梁漱溟的方式有問題。這使梁師長家教教師一度對“方式”有些自覺缺乏，但不久他就增強了自負——一九二八年梁漱溟在廣州中山年夜學講演，就分八層詳論治學的方式。稍后他更暗示本身在方式上有獨到之處：
凡真學問家，必皆有其最基礎觀念，有其到處運用之方式，或到處運用的目光；否則便缺乏以稱為學問家，特記誦之學耳！真學問家在方式上必有其獨到處，分歧學派即分歧方式。
梁漱溟能這么說，當然是表白他本身并非記誦之學，私密空間而是無方法的。所以他強調：“在學問上，結論并不很主要，猶之數學上算式列對，得數并不很主要一樣。”若細心觀察，梁師長教師對于學問，的確有一套方式。他不是史家，卻有極好的史感，特別能看到劉咸炘所謂無形之事背后的“虛風”。上面就簡單考核他治學的這個特點（梁師長教師的表述有他的特點，我會盡量多用他本身的話）。
梁漱溟《我的自學小史》（生涯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4）
本身虛心以懂得往昔，是治史的基礎態度，也是梁漱溟特別重視的。他曾提出，“情面大略不相遠”，故應“深切認識人都舞蹈教室是差未幾的”。只要“把本身的心先空泛起來，打破一切成見，往失落一切隔閡，彼此才可以求清楚，才可以溝通一切而聯合一切”。主要的是記住“人當初的動機都是好的，沒有誰安心往害人”。
最后一語尤其主要，以前孟子主張和前人交伴侶，現在有些年輕人喜歡學外國人，要“拷問”歷史，就不夠友善。本來你怎樣看史料，它就有怎樣的回報。你把它當伴侶，它就以伴侶回報你；你把他當罪犯，所得的回報也就可想而知，甚至不消除產生“私刑逼供”的後果。且古人在庭審時還可以抗辯，已逝的過往卻只能緘默。對此梁漱溟有明白的認識，他在討論孔子時說：
孔子自己早已過往不在了，他不會說話，他不會申訴。若何評量，年夜權在我們手中。……我下判斷，我要負責；應當多加考慮，不要考慮的不夠，考慮的太少。假如輕率從事，舉高了他或貶低了他，于他無所增損，只是本身的荒謬掉敗。
曲阜孔廟（來源：wikimedia.org）
研共享會議室討歷史的人，必須隨時提示本身是在處理“無語”的往昔，要承擔相應的責任。章學誠留意到，朱子曾說屈底本不怨君，“卻被后人講壞”。依梁漱溟的意思，那些“講壞”屈原的人，于屈子增損無多，反增加了本身的荒謬。我們要不把前人“講壞”，只要多從良善一面認識“人都是差未幾的”這一基礎點，盡量堅持一種溫厚的態度。
前引梁漱溟說要把“問題放在意識深處，而游心于遠，從容以察事理”，同樣適用于史學。因為史學的基礎是史料，讀書能“從容安詳”，才“隨時可以接收新的資料”。要人“在安詳悠閑時，心情才會寬舒；心情寬舒，才可以接收裡面資料而運用，融會貫通”。接收和運用新的資料，是史家天天都要面對的常課，若不克不及游心于遠，從容以察，實難達融會貫通之境。
對接收和運用資料，梁漱溟有著仿佛與生俱來的敏銳。前引他主張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，重視其“所以這般的成因與由來”，可以說是專為史料小樹屋解讀立論。他把這提到很高的層次，主張“學問也是我們腦筋對宇宙五花八門許多資料的接收，消化。接收未幾是不可，消化不了更不可”。做學問要“進得往而又出得來”，才說得上是“有活的性命”。對資料的“消化”，就是接收和運用之間的一個主要法式。
有此認識，梁漱溟對文本解讀的困難，便有超過普通人的認識。例如，在探詢史料天生動機的同時，也要留意史事的發生和發展往往不依循當事人的動機和意志。梁師長教師留意到，“前人之建功、立言、樹德”，并非“一個人預計本身將要往建功或立言或樹德”就可成事。實際上，“凡有興趣要往”做什么，往往“都是不可的”，成敗只能“在其人平生之后由別人來說”。這就提醒我們，古人做什么雖多半是“有興趣”的，實際做成的結果卻經常是“不測”的。
梁漱溟《沉思與省悟》（生涯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7）
進一個步驟的問題是，還有一些東西是自己就說不出的。梁漱溟指出，某些自我的感覺，就像宋儒所謂“獨知之地”，是“旁人進不來的處所”。我們普通都說啞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；“其實豈啞子這般，常人統統這般”。每個人都有說不出的一面，即“獨知只是自知，旁人進不往，本身家教拿不出來”。或是以，一些人能夠真是朝聞道夕逝世可矣，但還有一些人仍在試圖立言，于是有我們看到的史料。
對這些近于不克不及表述的面相，史家也不克不及放過，仍當細心體認。且既存文本越是難以領會，越需求有解讀的方式。普通說到解讀，最不難想到剖析。但梁漱溟平生對東方影響最不滿的，就是什么都采取“算賬的態度”。他本身處處講究要“有活的性命”，學問亦然。而中國哲學“所著眼研討者在‘生’”，其“方式為直覺”，天然成為梁師長教師的首選。他曾說過：
一個人只需能完整聽憑他真誠的直覺，他雖然不盼望成一個年夜人物，可是他里面有真實的氣力，天然有作年夜事業、成年夜學問的能夠。但凡成年夜事業、成年夜學問的人，都是憑他里面的興味、沖動，決非明智計較的氣力。
這可以說是梁漱溟的夫子自道，但從方式層面言，其間最顯著的就是“真誠的直覺”和“明智計較”的對立。梁師長教師對認識論有一整套見解，只能另文探討，但我們可以簡單清楚一下他怎樣運用直覺往領悟近于劉咸炘所說的“虛風”。蓋除了下面所說不克不及表出的“獨知”，似乎還有感悟得來的整體性“獨知”，也帶有虛而不實會議室出租的舞蹈場地意味。
劉咸炘在《治史緒論》等著作中強調，他關注的是區別于“實事”的“虛風”。圖為劉咸炘（來源：huaxi.com）
在梁漱溟眼里，直覺“是一個半情半知的東西——一邊是感情，一邊是知識感化”。可以說“直覺所得的意思是一種‘天性的獲得’，初度一次就獲得這般的意思，圓滿具足，無少無缺”。而“天性是生物的活動”，故“通俗所謂直覺皆指天性發端談”，天性“對于對象的認識就是直覺”。主要的是，直覺的對象往往有些虛懸，如藝術家就靠辨別力，他們“所辨別者是美惡。美惡也就是好惡。好惡不克不及學，是直接的認識”，故藝術辨別力就是一種直覺。
進而言之，“對于道理的認定，也可說是直覺”。然“情味不是東西。花、小孩為東西，而情味萬不克不及當成東西”。故“情味不克不及畫。情味講座場地不克不及占空間的地位，也不克不及占時間”。簡言之，“情味無體”。良多人“以我為有體”，其實“從時空找，往立論，往推論，往找”，或“從明智上找”，皆“可有體而無我”；若“從直覺上說、情味上說”，就“有我而無體”，故不克不及“硬拿情味當體”。這樣看來，藝術家辨別出來的美惡，也紛歧定能表現出來；那些表現出來的，年夜體已是“翻譯”過的，既在線條顏色交流之中，又在線條顏色之外，仍只能靠自覺往感悟。
因為有這樣特別的體認，又能“游心于遠，從容以察”，梁漱溟常可從行為看到其后面的心思，或從行文看出立言者的思緒，甚至能看到空話私密空間、情勢背后的精力氣息，以及史事后面那能夠很是無力的“看不見的手”。假如我們借電腦詞匯把歷史分為硬體和軟體，梁師長教師似乎對劉咸炘重視的“虛風”更有感覺。包含次序和軌制那無形的一面，都在他的觀測之中。
梁漱溟曾說他從小對老師講《莊子》覺得頭痛，他確實很少援用《莊子》，但上面一段話，卻有《莊子》中老子說“陳跡”的影子：
前人往矣！無從起逝世者而與之語。我們所及見者，唯流傳到今的簡冊上一些字句罷了。這些字句，在當時原逐一有其所指；但到我們手里，不過是些符號。此時茍不克不及返求其所指，而模含混糊往說往講，則只是失落弄名詞，演繹符號罷了；理趣年夜端，終不成見。
這是因為，“但凡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惟家，都有他的一種心思學為其基礎”，是從“他對于人類心思的一種見解”建樹起來的。如孔子當時說話，“原個人空間無外乎說人的行為——包括語默思感——若何若何；這個即是所謂心思”。則“心思是事實”，而倫理是基于事實的價值判斷。孔子所說，都是“或隱或顯地指著”以及“或遠或近地根據著”他的人類心思觀而說。故“天然返求的第一個步驟在其所說事實，第二步乃在其所下判斷”。若不克不及返求簡冊上字句之所指，則不過是在演繹符號，而未見孔子的理趣年夜端，“講孔子便是講空話”。
說“行為若何即是心思”，真是睿見。據此而從容以察，天然看出凡人所不見。如《論語》中樊遲欲學稼、學圃，皆不為孔子所許。普通多見孔子的反對，梁漱溟讀出的卻是“門生既以為請，正見其初不回避”。又如孟子論全國事當分工，結論是“故曰：或勞心，或勞力；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于人；……全國之通義也”。梁師長教師從原文的“‘故曰’二字和‘以全國之通義也’作結”看出，這“顯明是在稱述傳統教訓”。進而勾稽出孟子之前類似意思的表述，以確證此義是“自來相傳之古語”。
孔子問禮（來源：chinakongzi.org）
這些只是從行為看心思的細微例子，對更廣闊的時代風尚，梁漱溟尤能從情勢見精力，有獨到的掌握。如“《書經》《詩經》以及其他許多古籍中‘作平易近怙恃’‘平易近之怙恃’‘若保赤子’，所屢見不鮮的那些話，其精力氣息是分歧的”。《漢書》上“述職來京的外官說到國民便有‘陛下赤子’的話”，以及后世“稱州縣親平易近之官便為地方官”，都是順著這一傳統觀念演變下來的。后人“當然不克不及以空話當作實事，但看這一精力氣息之流傳”，就可知古中國不是奴隸制社會。概言之，“風尚常常有其擴衍太過之外，尤其是日久難免機械化，原意浸掉，只余情勢。這些就不再是一種可貴的精力，但是卻是當初有這種精力的證據”。
空話不用是實事，情勢紛歧定表現原意，但空話、情勢背后有精力氣息，並且還會流傳，這些都是治史的要訣，可知梁漱溟雖非史家，對史學卻有過人的領悟。亞當·斯密曾以“看不見的手”說經濟現象，梁師長教師也常能看1對1教學出良多史事背后那只要力的手。他論嘩眾取寵的世風說，“嘩眾之具，亦隨在可得。大略各就所近，方便取攜，以競肆于嘩眾取寵之業。其人亦不難辨，言動之間，表見甚著”。這就是“從行為見心思”的一例，史家若從古人言動之間察其所取所攜以競肆之具，知何者能“嘩眾”，彼時世風也就昭然若揭、了了可見，而“看不見的手”也就無可遁形了。
梁漱溟進而提出，“從來一個次序的構成，除失落背后有其武力外，還要經過年夜眾的公認”。也就是“不特有武力為之維持，且有品德1對1教學長短維持著”。而次序又分無形部門和無形部門，其“法令軌制一切著見情勢者為舊次序之無形部門”，而“傳統觀念、風俗習慣甚至思惟見解，為舊次序之無形部門”。這是說常態，此外還有變態。如平易近國後期的軍閥，就是政治上“一種格式或套式”，是“為社會陽面意識所不容許，而又為社會陰面事實所歸落的一種軌制，故不得明著于法令，故不得顯揚于理論，故不得曰次序”。
盡管梁師長教師連用了三個“不得”，仍明確了這介于無形與無形之間的格式或套式，正在實際運行之中。我們明天常說的“軌制”（institutions）是個外來詞，本有廣狹軟硬之分。所謂“格式”或“套式”，概況看似臨時、短暫，仿佛是一種變態，其實近于常態。而不少眾皆認可的“常態”，也可見類似表現。歷來不少難以解決又不得不面對的實際問題，常因牽涉基礎的文明或政治原則，既“不得明著于法令”，也“不得顯揚于理論”，卻又落實到操縱層面；盡管為社會陽面意識所不容許，仍歸落舞蹈場地為社會陰面運行的“事實”。這樣一種對次序和軌制的認識，長短常高超的見解，頗與劉咸炘所說的“虛風”相通。
艾愷《這個世界會好嗎？——梁漱溟暮年口述》（生涯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5）
上述不重剖析而憑直覺以探虛風的取向，看起來比較“傳統”，並且還有些傾向“天然”，與前述“現代”而“人為”特點明顯的問題意識也不那么協調。這正體現出梁漱溟治學風格的特點，介于新舊之間，似偏似正，甚或以偏為正，林同濟說他“杰出”而又“破例”，實有所見。而梁漱溟本身，生怕更傾向于集偏以成正。蓋他本認為“錯就是偏，種種的偏都聚集起來，容納起來，就是真諦”。與林同濟眼中的“新學術典范”比擬，梁漱溟的治學取向，可以說是“非典範”的。
從很早開始，梁漱溟就被人看作國學家、佛學家或哲學家，后來還被人稱為“最后一個儒家”。有興趣思的是，他本身不僅認為“這許多的徽號”都是“誤會”，更常對人表現本身不是一個學者，而只是有思惟的人。他到老年還說本身“對中國的老學問不可”，因為“小時候沒有念過‘四書五經’”，天然科學和西文也不可，所以講到學問，就只能退避。這里有謙遜，也是實話。他教學經常泛論古今中外，更多靠的是體認，而非所謂“知識”的積累。
1918年，蔡元培等教學與理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生合影，前排左七為梁漱溟（來源：pku.edu.cn）
不過，梁師長教師自謙“老學問不可”，是和同輩人比。本日能有梁師長教師舊學功力的，已經少之又少；而識力達到他那層次的，更漸近于無。我們除了會用電腦等他們時代沒有的新利器外，整體確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在。而梁漱溟平生都強調本身是行動者而不是學者，同樣的話需求一說再說屢次說，也表白在社會認知中，他更多就是一位學人。
其實梁師長教師是有學問尋求的，他曾明言：
就我的興趣來說，現在頂愿作的事，就是給我一個機會，讓我將所見到的事理，類乎對社會學的見地與對哲學的見地，能從容地寫出來，那在我真覺得是人生獨一快事。
我們假如留意這人生“獨一快事”的表述，就了解與那些自稱行動者的累次剖明比擬，這偶爾流露的心聲或更接近梁師長教師本身的興趣，不過是全國士的責任感，瑜伽教室促使他不克不及不做一個“拼命干的人”。同時他也說過，“人小樹屋生是靠興趣的。對于什么工作無親切意思，無深摯興趣，則這件事必定干不下往”。反過來，假如做著本身有深摯興趣的事，則必定干得不錯。
1940年，梁漱溟到重慶北碚考核。圖為平易近生公司海員隊及兼善中學、北碚小學等400人列隊歡迎梁漱溟（來源：nlc.cn）
所以，梁漱溟平生在事功上的盡力，盡管為人所稱道，本身卻不時“覺得苦”，成績也不教學甚顯著；反卻是這真有興味的學問，雖也不無爭議，實獲得更多的承認。如他本身所說，憑著真誠的直覺，成績了年夜學問。他的治學瑜伽教室取向，對各學門的研討都有啟發，而學歷史的尤當親近，無妨學而時習之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@font-face{font-family:”Times New Roman”;}@font-face{font-family:”宋體”;}@font-face{font-family:”Calibri”;}p.MsoNormal{mso-style-name:註釋;mso-style-parent:””;margin:0pt;margin-bottom:.0001pt;mso-pagination:none;text-align:justify;text-justify:inter-ideograph;font-family:Calibri;mso-fareast-font-family:宋體;mso-bidi-font-family:’Times New Roman’;font-size:10.5000pt;個人空間mso-font-kerning:1.0000pt;}span.msoIns{mso-style-type:export-only;mso-style-name:””;text-decoration:underline;text-underline:single;color:blue;}span.msoDel{mso-style-type:export-only;mso-style-name:””;text-decoration:line-through;color:red;}@page{mso-page-border-surround-header:no;mso-page-border-surround-footer:no;}@page Section0{margin-top:72.0000pt;margin-bottom:72.0000pt;margin-left:90.0000pt;margin-right:90.0000pt;size:595.3000pt 841.90會議室出租00pt;layout-grid:15.6000pt;}div.Section0{page:Section0;}
發佈留言